安  稳  资  本
021-53309991

双循环新格局是处理内外矛盾新变化的必然之举

 二维码
作者:刘元春  站内编辑:韩剑峰来源:人大国发院网网址:https://www.anwenziben.com

这一新论述不仅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党中央顺应时代要求所做出的战略深化和战略再定位,是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解决新时期面临的各种中长期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对十三大以来逐步形成的“国内经济循环转向国际经济大循环”、“以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化大循环”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全面修正和总体调整。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成功抓住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成功制定了“依赖国际大循环开启国内市场化改革,构建内部市场化大循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取得了中国经济持续4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变异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外向型发展战略所依赖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总体结构、治理体系和运行规律都发生了剧烈变化,依赖国际大循环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难以适应新格局、新模式和新使命的要求,开始呈现出种种弊端。


一是全球化红利的递减和分配模式的变化要求中国必须将经济发展的动能从“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向“内需-创新模式”。


二是大国冲突带来的卡脖子问题要求中国技术发展必须从“引进-移植-模仿-消化”向自主创新模式转变。


三是“两头在外”贸易模式使中国难以摆脱全球价值链的约束,存在陷入“比较优势低水平陷阱”之中的危险。


四是内部经济循环的不畅通、分割化和碎片化难以支撑国际竞争力的全面快速提升,进一步开放需要内循环的全力支持。


五是简单开放战略不仅难以肩负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为中国经济循环的动荡源。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必然要求对这种战略进行调整。


必须明确的是,党和政府早就觉察到简单外向型发展战略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并对这些战略进行了持续修正。


早在2006年和2011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政府都明确了对于“两头在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进行全面修正,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新时期面临的新格局、新挑战、新规律和新使命进一步提出了修正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具体政策和发展思路。


2012年中央经济会议果断提出要以“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替代“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模式。


2013年提出的“新常态理论”要求对三期叠加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梳理。


2015年提出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战略部署。


2016年“十三五”规划进一步在指导思想中要求“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提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作为报告的关键词。


2019年第五次中央财经委员会决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因此,也可以说,党中央在2020年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过去十多年持续探索的基础上对过去各种政策构想和战略思维所进行的全面提升和进一步综合的产物。


这些政策和战略调整已经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


一是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的63%下降到2019年的33%,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


二是贸易顺差从最高的9.7%下降到今年以来的2-3%。


三是加工贸易比重大幅度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大幅度下降、出口国集中度大幅度下降。


四是内需特别是消费在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度提升。


五是国内技术创新成为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六是国内营商环境、创新环境以及市场秩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说明新时期以来的战略调整和理论发展具有十分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


二、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全球格局加速变革的形势下,全面启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时机成熟。


在供给层面,中国已经建立了全世界最为齐全、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产业相互配套,规模效应、范围效应以及学习效应开始在中国的产业体系中全面展现,产业链即使在封闭体系下也具有较好的自我循环能力。


同时,“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新”转变,我国各经济主体开始拥有基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政府主导下的基础研究和技术赶超体系、大市场诱导下的商业创新体系为中国创新注入了自我创新的内生动力,各类专利申请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


在需求层面上,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不仅具有14亿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具有4亿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其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都位居世界前两位,并具有快速增长的潜力。外需和内需关系已经做出重大的调整。


在制度和机制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基本完成,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到了根本性作用,统一公平的全国大市场也在各类基础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营商环境的改善等举措的作用下开始出现,国民经济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基本实现了畅通。利用国际经济大循环推动国内经济市场大循环的完善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相对稳定、相对独立、富有效率、良性互动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当前,党中央在取得疫情阻击战和经济复苏保卫战阶段性胜利之际,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把握了化危为机、于乱局开新局,趁势而为的战略时点。这个特殊时点推出这个战略,不仅有利于形成了转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共识;更为重要的是,疫情是一场超级演习,我们可以利用中国在全球疫情冲击下经济率先复苏的优势,利用快速复工复产,进行合理的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清理和布局,大大节省了战略转换成本。


在世界经济出现大面积停摆的情况下,我国在疫情阻击战取得阶段胜利之后,经济得到了快速的自我复苏,这就说明我们有能实现以国内经济为主的供求自我循环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处理国内主要矛盾新变化的必然之举。


百年大变局的加速期所带来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必然要求新发展理念全面增强“安全”的维度,使中国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与安全统筹中行稳致远。


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讨班中强调,“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就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略主动战。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从人类历史大国崛起的经验来看,我们要构建安全、可控、富有弹性韧性的经济体系就必须以内为主,必须在动荡复杂的世界体系中建立稳固的基本盘。近几年凸显的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已经充分说明了一个要走创新驱动的大国无法在简单的比较优势分工格局之中解决其技术创新问题。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就着重指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为了满足当前和未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必须面对各类深层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所衍生的各种问题,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一、我们要持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断点和堵点。


第二、必须启动内需扩展战略,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解决目前世界各国面临的最为艰巨的需求不足问题。


第三、必须超越简单的供求,必须从制度层面、创新层面、市场经济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为国内经济大循环寻找到持续、安全、高效、稳定的动力源和支撑面。


人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经济在全面崛起、创新布局和主导未来世界格局之际,没有强大的内部经济循环体系和基本盘,难以形成不断改进的竞争力和驾驭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


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是未来国际大循环提升和顺畅的基础,是中国竞争力和价值链地位全面提升的关键,是摆脱简单开放带来的比较优势低水平闭锁定效应的关键,是建立安全高效经济体系的关键,构建“国内大循环”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和延续,是未来十四五期间各类工作开展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意义,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内循环”等同于“出口转内销”、“内卷化”和“新时期的闭关锁国”,必须明确“内循环”是以满足国内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国内分工体系和产业体系为支撑,以国际循环为补充,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为载体的动态发展体系,新时代的内循环体系在本质上也是开放的,并随着世界经济格局、产业发展规律的变化而对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